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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【年终特辑】六大常见舆情效应和处置方式研究
      发布时间:2022-12-30 16:19 星期五
      来源:法治网舆情中心

      寄语


      当前社会媒介环境日趋复杂,信息呈现立体式、非线性传播特点,各方舆论在汇集碰撞时产生的一些舆情现象,呈现出共同的规律特征,可以用某些“效应”来概括。这些特定现象在热点事件尤其是高热舆情事件中经常出现,且多表现为多重舆情效应共同作用、相互交织,为舆论场带来更复杂难测的反应变化,令处置部门的应对引导工作变得更加棘手,稍有不慎就会引发舆情风暴。因此,政府部门有必要关注它们所呈现的特征,了解并掌握其在传播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等方面发生的机理,通过共性规律看清舆情走向,在开展相关舆论引导时做到提纲挈领,以便有效解决当前舆论场面临的诸多问题,增进不同场景下的处置工作的可行性与效率。本文归纳了近年来舆论场常见的六种舆情效应,并借助典型案例分析其成因和演变规律,总结出常见的引导应对方式,以供参考。


      01. 极化效应


      舆情领域中的“极化效应”是指网民对某个社会事件或现象进行讨论交流后,形成具有极端性和对立性的观点和意见。主要表现为,一旦某种舆论观点成为网络主流倾向,就会不断吞噬、消灭其他反对意见,令网民呈现出盲信和盲从的不理智情绪。极化效应作用下的舆论场容易陷入负面的、不理性的状态,如果不及时加以重视并采取合理措施进行有效应对,可能产生倒逼政府的情况及衍生舆情,后续将会加大政府部门社会治理和舆情处置的成本。


      当前,在一些舆情事件中一旦涉及性别议题就很容易产生极化效应。比如,在成都女子肖某某劝阻吸烟被泼一事,该事件随着舆情发酵逐渐向男女对立等讨论方向发展,在一些言论的煽动和挑逗下,越来越多人把矛头对准了男性群体,不乏“辣鸡”等侮辱、贬损言论,一些自媒体和博主还痛斥部分中国男性素质低下,并举例外国男性如何彬彬有礼绅士风度,随后整个舆论场呈现出一种针锋相对的戾气,极化效应凸显。


      对此,政府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舆论极化危机的预警和防控机制,强化信息公开和透明力度,及时向公众发布动态信息,阻断小道消息和网络谣言传播空间,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导权。同时,拓宽公众的意见表达渠道,充分发挥主流媒体、意见领袖的作用,对偏离理性轨道的舆论及时予以纠正,从而降低网络舆论极化现象的发生概率。其中也需要格外警惕网络中的“引战者”,防止少数别有用心势力故意拔高一般事件或普通案件,将公众视线引向对国家和社会的反思与批判。政府部门在舆情处置引导中需要加以甄别并区别对待,防止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,激发社会逆反心理。


      02. 标签效应


      舆论给某类群体、地域、事件等贴上特有标签,并用惯性思维来看待的现象,叫做“标签效应”。其心理动因源于固有成见作祟,网民在浏览信息时,容易代入已有的刻板印象和价值判断,后续再通过进一步的传播互动,这些标签的刻板印象会影响更多的人,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舆论生态环境。


      比如,近年来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涉及“富二代”“小粉红”“临时工”等负面事件,令网民对这类人群产生预设性的偏见。还有某些职业也受到“标签化”影响,比如城管的形象长期以来被妖魔化,其中固然有此前因执法规范化不足等造成的问题,但还在于长期相关负面信息的扩散,网民受到较多的负面影响,在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下,形成了现如今对城管群体的刻板印象。


      不难看到,这种“先入为主”的心理无形中会屏蔽理性观点,而以刻板印象为基础的标签式舆论,容易误导公众形成社会偏见,产生舆论场的割裂和对立,对构建社会共识产生巨大破坏力。在舆论引导过程中,相关政府部门需要清晰认识到标签效应的危害,并有意识地澄清舆论偏颇认知,引导媒体和受众跳出这一固有概念的影响,去关注事件的客观事实。具体而言,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切入:如在信息发布时避免过度披露涉事人员身份信息,规范媒体报道方式,全面呈现事件的全部面貌而不是“贴标签”;压缩某些故意诱导声音的传播,尤其是部分自媒体喜欢发布关联式文章,以达到吸睛引流目的,必要时进行一定信息管控;及时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不实信息,减少舆论向固有偏见层面转向的因素,尽快消除舆论标签中不良刻板印象的影响。


      03. 塔西佗效应


      “塔西佗效应”是一个政治学概念,意指倘若公权力失去公信力,无论其如何发言或做任何事,社会均给予其负面评价,不相信它的说法。一般而言,在当下中国社情民意中,“塔西佗效应”并不常见。但在少数重大舆情事件中,由于涉事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处置失误,没有着力解决问题、廓清疑惑,反而用“瞒”“捂”“拦”等不正确方式,人为推高社会对立情绪,激化矛盾,造成事态扩大化,令公众产生“习惯性质疑”的偏执。


      在舆情处置中,地方政府要警惕“塔西佗效应”的出现,就要以认真回应群众诉求的态度为前提,针对舆论疑问提供及时、真实、有效的信息,并通过信息的快速传递降低谣言发生概率。尤其要重视首次通报的重要性,需要始终围绕在舆论关注的焦点、热点、疑点方面,做到回应有力、有的放矢、证据充分、逻辑合理、细节周详,努力创造舆情降温条件。同时,官方也要和公众真诚互动和良性对话,以诚恳、担责的姿态接受舆论意见,同时要注意换位思考,多站在公众角度考虑问题,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以及监督权。


      04. 蝴蝶效应


      “蝴蝶效应”是指一个小细节或一件小事情,也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在舆论场中,“蝴蝶效应”属于比较常见的现象,不少舆情案例发端于比较平常的微小事件,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猛发酵,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舆情风暴。


      比如,演员翟天临在直播中回答网友提问时说了一句“不识知网”,受到一场指向明星读博和高校招生公平的舆论风波,引发全社会关注。最后,不仅翟天临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接连被取消,更引起各大高校“学术打假”运动,可以说是舆情“蝴蝶效应”的典型连锁反应。可以看到,在新媒体环境下形成高交互性、高链接性的网络中,信息呈现立体式、非线性传播,零散的后续网络讨论可以通过聚合产生强大的传播效力和话语场,一些特定网络事件很可能会因特定群体的原因发酵、升华,之后脱离地域性、行业性等特定舆论圈层的讨论,进而上升演变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事件。这一舆论现象最终令一些看似很小的社会事件产生“蝴蝶效应”,形成恶劣影响,甚至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。


      这提示相关部门面对网络舆情时,需要加强舆情动态追踪能力,及时关注事件的最新发展动态,加强舆论场信息和网情民意的收集,对公众的关注焦点和诉求出现的新变化,保持敏锐的感知度,及时作出审时度势的处置和反馈,对网络舆论加以正确引导。尤其需要警惕部分自媒体利用网民从众心理,通过“带节奏”的言论扩大事态。总而言之,多管齐下是防止或降低“蝴蝶效应”影响的重要举措。


      05. 长尾效应


      舆情领域中所说的“长尾效应”是个比较形象的概念,如果说舆情的爆发时间是“头部”,那么其平息时间则是“尾部”,“长尾”是指一些热点事件因处置周期较长,隔段时间就会被网民提及和讨论,造成反复发酵、时间拉长的舆论观感。不难看到,在一些高热舆情事件中,“长尾效应”比较明显,从而拉长整个舆情的处置周期。


      云南孙小果涉黑案也出现类似现象,2019年4月初的媒体报道激起广泛质疑,迅速形成一场舆论风暴。后续舆情热度下降后,仍然有各类媒体不断深挖孙小果经历,引发舆情反复,相关讨论随着案件审理流程推进而多次升温。


      这说明一些网络舆情事件进入处置后期,仍不时出现再度追问和反复关注,舆情起起落落出现多个节点,实质是公众对某类社会问题持续关注而留下的网络痕迹。其中需要警惕负面舆情“长尾效应”产生的强劲穿透力及破坏力,在长时间的舆情“拉锯”中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,给政府舆论引导工作带来巨大影响。政府部门在舆情处置中要破解“长尾效应”的风险,需立足责任意识打造舆论导控闭环,避免以“介入调查”的方式拖延舆情,令舆情反复发酵无法做到圆满结束。更重要的是,政府部门需直面舆情危机中暴露的管理问题,做到短期着手和长期着眼双管齐下,完善针对诉求的回应渠道,构建“长尾”舆情的消解机制。


      06. 共情效应


      共情效应是指大众因为同理心触发共鸣形成舆论声势的舆情现象。实践中,公众对社会事件的评判往往带有自我的情感投射,如果涉事方的某些特质与个体自身有相似点,就会促使网民产生某种代入感,刺激网络评议冲动。这在社会民生类舆情中表现尤为突出,由于民生问题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,可能会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,容易令人们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同理心,与事件当事人产生情感共振,网民因此有了强烈的意愿去表达共同诉求、发泄共同情绪。


      比如,2021年7月13日,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称,2015年曾受到广泛关注的寻亲电影《失孤》中的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已被找到。其父郭刚堂24年寻子的故事被大家熟知,随着孩子的寻回,大团圆“续集”打动人心的同时,也激起全社会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关注,共情效应之下不断吸引公众加入到事件的传播中,维持着相关事件及话题的总体热度。


      就舆情处置而言,一旦网民之间出现强烈的情感互动和共振,就可能因为社会群体认同层面的共情效应快速发酵,引发更多的网络关注与讨论,给舆论传播带来显著影响。因此,政府部门在具体事件处理过程中,需要充分认识到共情效应起作用的浅层特征及深层机制。一方面,重视社会心态动向,通过回应网民的同理心进行情绪共振,抚平公众的焦虑情绪,增强官方处置的社会认同感,避免官方自说自话。另一方面,对于网民共情之下的“合理想象”,即从已知的事实去推测可能发生的“事实”或存在的“思想”,这多数与网民自身权益相关,处置部门还需要考虑其产生根源,查摆个案背后是否存在普遍性问题。如果有,则需要落脚到建章立制层面,给公众更强的安全感和获得感,才能最终破除网络传播中的共情效应。


      作者:法治网舆情中心舆情分析师 王灿


      编辑:彭晓月 刘思源


      独家原创作品 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及作者


      责任编辑:金永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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